巴山游擊隊

巴山游擊隊

1935年紅四方面撤離川陜革命根據地后,有一支革命隊伍一直堅持戰斗在川陜邊的大巴山,建立了以南江桃園為中心的根據地和游擊區,時間長達五年之久。他們地作床,天作被,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與數倍的敵人頑強斗爭,直到最后全部壯烈犧牲。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窮苦大眾的解放,獻出了生命。歷史不會忘記這些英雄們——巴山游擊隊。

游擊隊遺址

1935年1月22日,紅四方面軍按中共中央電示“集中紅軍全力向西進攻”,配合中央紅軍長征。在即將撤離根據地前的2月初,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中共川陜省委書記、省游擊總指揮周純全、省蘇維埃副主席余洪遠等研究決定,成立巴山游擊隊。由駐旺蒼壩的紅31軍政治部特務隊、31軍92師277團3營9連、4軍12師36團1營2連,分別組成第一、二、三大隊,由劉子才(4軍12師36團1營教導員)任司令、趙明恩任宣傳部長。游擊隊組成后,即移駐南江縣與南鄭縣之間的桃園寺,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
1935年3月,紅軍西渡嘉陵江前,又將4軍12師36團特務連留在桃園,并派出20多名連級干部,發給槍支500多支,還抽調南江、英安(今 旺蒼縣境內)兩縣地方干部到桃園工作,組成一個獨立師和一個縣委。師長 劉子才,縣委書記吳善禮。繼又將中共陜南褒沔中心縣委的紅廟塘游擊隊編入,全師共約1000人。組建時,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等給予了熱情鼓勵。1935年4月,紅軍撤離根據地,把革命的火種留在川陜邊區,繼續堅持游擊斗爭。

紅軍雕塑

巴山游擊隊以紅31軍名義開展斗爭,打擊民團和神團的復辟活動,在南鄭縣建立了小壩、喜神2個鄉、11個村蘇維埃政權,發展了蒿壩、高橋、小壩獨立連、游擊隊。9月,打敗陜西國民黨38軍兩個團的圍攻,10月發展到1200人,游擊區域擴大到縱橫500平方公里。
1936年1月,“獨立師”師部移駐喜神壩亂草池。3月,在敵陜西38軍圍攻時,師長劉子才思想麻痹,指揮失誤,部隊損失200多人。在轉移中又犯輕敵錯誤,部隊再遭重創。部隊到達 三道河(現寧強縣境內)時執行錯誤政策,造成原31軍政治部特務連脫離主力,單獨前往通江碑壩被國民黨保安隊瓦解。主力到達桃園時,僅余下260人左右。5月,部隊整編,吳三保代理師長,下轄一、二營,分別由王天海、趙明恩任營長,駐小壩。8月,由于部隊高度集中,又受到38軍偷襲,從此部隊長期處于無根據地的流動作戰中。后在桃園焦家河會合時,僅存65人,被迫隱藏深山,駐大河河畔一石窟中。

游擊隊遺址

1936年10月,游擊隊在 南江縣焦家河畔石窟召開全體會議,批判了游擊隊領導 劉子才在軍事上的錯誤,并撤銷其領導職務,糾正了“左”傾思想路線。制定了“打陜安川”的斗爭策略,取消了縣委,改“獨立師”為游擊營,選舉趙明恩為營長,下轄一個獨立連和兩個隊(兩個班),營部移駐南江桃園寺。

這次會議,健全了組織,整編了部隊,增強了戰斗力,加強了統戰工作,游擊隊又進入了一個發展壯大時期。為了求生存、求斗爭、求發展,采取了一系列正確的斗爭策略。
宣傳黨的政策,擴大革命影響。游擊隊派人到通江、南江、南鄭、 廣元、旺蒼等地書寫、張貼革命標語,讓小商小販把標語帶到集市、場鎮散發,用涂上生漆的木板寫上標語,放入河流,漂入漢水、長江,廣為傳播。
打擊地主惡霸,保護農民利益。依靠桃園原蘇維埃干部群眾,消滅頑固的地主惡霸勢力,解除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實行打富濟貧,所得錢財部分用于部隊建設,部分幫助貧困農民。在根據地內不征糧、不收稅。

實行“納稅保商”,發展商業貿易。依據 川陜省蘇維埃稅務條例及經濟公社的經營方針,對大宗商品征什一稅,對小商小販免稅,并武裝保護過境客商安全,1937年1月在南江鐵爐壩設立厘金局開始收稅。
加強自身建設,作好長期準備。此時黨員發展到60人,成立了1個黨支部、5個黨小組,連上建立了黨小組,由趙明恩任黨支部書記。經常開展政治教育,游擊隊官兵的座右銘是“吃平等、穿平等、命令來了不平等。”完善部隊建制和后勤部門,部隊按實戰的標準訓練,還特別進行了“耐寒”訓練,在無霜期僅有半年的 高寒山區,一年四季不蓋被子。大量儲備武器和糧食(油米子),“3年不生火,照樣能過活”。

由于采取了正確的措施,1937年夏至年底,游擊隊進入了全面恢復和發展的時期,游擊隊員自稱為“幸福時期”。部隊由50多人發展到600多人,根據地從無到有,建立了以大小園包、鐵爐壩、 回龍溝(包括整個桃園)為中心的縱橫約100里的根據地,游擊區域北達 漢中南部、東迄通江西部,西至廣元東部,南至南江北部,縱橫約300公里。

紀念遺址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在甘孜與一方面軍會師后,毛澤東就曾關切地問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傅鐘:“蘇區還留有多少紅軍?”,9月張聞天在《發展著的陜甘蘇維埃對敵運動》中提出:要同“通南巴游擊隊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后雖然多次聯系,終因國民黨拒不承認這支游擊隊的合法地位和種種復雜原因,游擊隊無法按中央指示“開赴延安”。
1937年5月,黨中央派何孝林(原營山縣蘇維埃主席,長征中負責隨軍家屬工作)從延安給游擊隊送來信件、書報、地圖和4套八路軍軍服樣品,通知游擊隊開赴延安,由于 劉子才認為此通知與“留守蘇區”精神不符,提出若原先在部隊來一名認識的人就好辦了。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黨中央要求國民黨承認巴山游擊隊的合法地位,國民黨拒不承認。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將南方8省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后,再次派何孝林回川,向游擊隊介紹國內革命形勢、紅軍及各省游擊隊改編情況,對游擊隊工作作出了指示。

1938年2月,派王正坤(原紅四方面軍33軍259團團長),由中共 漢中工委具體安排到距桃園約160里的 南江縣興馬坎經商,化名陳柯,同游擊隊專門作長期聯系。1938年8月,王正坤將游擊隊要求聯系人需持有陳昌浩、張琴秋照片或親筆信的要求轉達給中央,1939年夏,中央指示將信件和照片交中共川康特委,特委指定由中共閬中中心縣委書記饒茂文親自辦理。恐發生誤會,周恩來再請在延安的趙明恩之妹趙明貞拍了照片,寫了親筆信,并由趙明恩的同學、曾在家鄉一個黨支部共同戰斗過的魏傳統,以中央組織部的名義寫了一封長信,一并經蔡暢交給中共 漢中特委辦理,不幸,由于種種原因沒能送到游擊隊。
1940年春末,黨中央尚不知游擊隊已失敗,又經八路軍辦事處,派楊桂林到南江聯系,楊到 巴中即被捕。

巴山游擊隊指戰員也在時刻想念黨中央,曾多次給劉伯承寫信,派人到延安,但未能與黨中央取得聯系。

紅軍雕塑

1938年11月,胡宗南任命28軍新編9師師長楊曬軒為“巴山清剿指揮”,以兩個團的兵力對游擊隊進行“鐵壁合圍”,于1939年2月開始進行“清剿”。游擊隊利用嚴寒的氣候、林密的高山,以連為單位分散活動,誘敵深入并分散其兵力,各個擊破,取得了反“清剿”的勝利。
1939年冬,敵兵力達4個團7000多人。楊曬軒任命了解通南巴地形、人情的 巴中人李子猶為“巴山督剿主任”,再次圍剿。敵人采取了“空山”毒計,強迫山中的群眾全部撤離,被驅趕離鄉背井的“山民”達62戶。大肆殺害與游擊隊有聯系的群眾,切斷游擊隊與群眾的聯系,斷絕游擊隊的糧食與消息來源。接著“構碉儲糧”,步步為營,逐步縮小包圍。同時進行“政治說招”,動搖游擊隊員軍心。游擊隊由于有較豐富的物資儲備,利用熟悉的地形,與敵人周旋,不斷打擊敵人,夜襲哨兵、后勤班,摧毀敵人后勤補給,使敵人“空山”圍剿失敗。
但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內部出現了叛徒,給游擊隊造成極大的危害,情況十分危急,游擊隊決定集中兵力,到外線作戰,向陜西方向突圍。

游擊隊一方面堅持艱苦的游擊戰斗,一方面做好干部戰士政治思想工作,堅定信念。營長趙明恩經常鼓勵大家說:只要有黨的領導,有廣大勞苦群眾的支持,有同志們的團結戰斗意志,勝利一定屬于我們。人民群眾冒死支持,送糧食,送情報,游擊隊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仍然與敵人作頑強的斗爭。繼續向 陜南突圍。突圍中,游擊隊抓住敵人的松懈,僅以犧牲一人的代價,勝利地襲擊了敵指揮部,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了游擊隊的斗志。

1940年1月27日,由于副營長管業元的叛變,游擊隊情勢更加危急。游擊隊主力被敵分割沖散,總計僅有50人左右。1940年2月9日(正月初一),游擊隊向通江轉移,進入碑壩后河(今南鄭)。15日,遭到數倍于已的敵人的伏擊,僅存20人。3月,轉戰到碑壩山上,再遇敵強攻,大部分壯烈犧牲。趙明恩被叛徒楊之芳殺害。
堅持了5年之久的巴山游擊隊雖然慘遭失敗,但它的光輝戰斗業績永遠留在人民心中。烈士英魂,如巍巍大巴山,與日月同輝,與天地同在。


烈士通鋪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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