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與巴文化 第一章 巴人背影

巴中與巴文化 第一章 巴人背影


巴文化

一、巴文化的起源

文化是人類社會獨有的創造物,是區別于地球上其它生命世界的根本標志。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一般由物質、制度和精神等層面有機構成,而以精神為核心;狹義僅指精神層面,包括一切社會意識形式,如科學、技術、教育和社會意識形態、民風民俗等等。

巴文化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中極為重要的區域文化,有早期巴文化和通常意義的巴文化之分。早期巴文化,指先秦時期巴國先民創造的文化,包括物質、制度和精神幾個層面。通常意義的巴文化,則涵蓋了早期巴文化,泛指自巴國形成以來,這一地區的人民在歷史上各個時期的社會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積累獲得的全部物質、制度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而以精神文化為核心。本書所論的,正是通常意義的巴文化。所以,今天我們研究巴文化,既要研究古代巴國的起源、發展、消亡、社會意識形態、生產生活方式、民風民俗等,也要研究先秦以來尤其是歷史上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建立以后巴地歷代的文化創造、傳承、發展與演變,通過發掘、梳理和研究其極為豐富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全面而深度反映巴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尤其是巴文化的精神內核和特質。

巴文化的淵源極其久遠。晉朝巴蜀地區大學者常璩所撰寫的《華陽國志》記載:“巴蜀之為國,肇于人皇”;“巴國,遠世則黃炎帝之支封,在周則宗姬之戚親”。意思是:巴人不僅是我們中華人文初祖炎帝黃帝之后裔,而且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比炎黃還要早的時期。這條記載充分反映了巴蜀地區的文明起源相當久遠。

從現代考古發現來看,在四川盆地,巴文化集中分布的廣大區域,已經發現多處新、舊石器時期的遺址、遺跡。其中最早的是川東巫山縣(今屬重慶),發現有距今200多萬年的早期人類化石。在川西岷江流域,發現有距今5500年至6000年前的茂縣“營盤山文化”和距今4500年左右的成都平原“寶墩文化”。 在四川盆地內傳統的巴文化區域嘉陵江流域,已經發現的遺址年代更早,如巴中市毗鄰的廣元市發現有距今六、七千年的“中子鋪遺址”。在巴中地區則有“月亮巖”、“擂鼓寨”、“斷渠”和“陽八臺”等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距今5000年左右。可見巴文化作為區域文化,歷史源頭非常古老。

巴文化發源于什么地方?巴人的故里何在?對此學術界有諸多不同看法。如一些學者認為川東泛稱巴,古代民族部落凡住在巴的,中原都稱之為巴;一些學者則認為,巴人最早起源于湖北省西部的恩施地區清江流域,因為當地有著名的巴人“廩君蠻”傳說;一些學者認為陜南漢水上游是巴人發源地,因為早期巴人主要活動在這一帶;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巴人起源地遠在西北,是氐羌的一支后裔。上述觀點各有所見,也各有所據。根據各方面的資料和所發現的遺址遺物分析,巴人和巴文化應該是在大巴山北面的漢水流域和大巴山及其以南以西的嘉陵江、渠江流域率先發展起來的。巴中地區正處于巴文化發祥的中心區域,是“巴文化”重要的起源地。

二、“巴”名稱的由來

“巴”一詞的由來,在古代文獻中同樣有多種記載,學術界也有多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巴”的本義是蛇。這一解釋初見于《山海經》和《說文解字》,其中《山海經·海外南經》還講了一個“巴蛇吞象”的著名神話傳說,這個神話故事流傳在今湖南洞庭湖一帶。

第二種解釋:“巴”是一種植物的名稱——“苴”。按前人解釋,“苴”字的讀音與“巴”相同,本是一種草木,有人認為就是巴茅草,或者是荊棘一類,可以用來編織房屋的籬笆,與巴地先民的生活密切相關,因而后來又把生長這種植物的地方稱為“苴”。《華陽國志》的《蜀志》中記載,先秦時期開明王朝的末代蜀王,把他的弟弟分封到了“苴”地,由于相互之間矛盾激化,很快爆發戰爭,進而導致了巴蜀的滅亡。《史記》也記載“苴、蜀相攻擊”。“苴”的所在地,根據文獻記載,就是今天廣元市的昭化古鎮一帶,這里是秦滅巴蜀后最早設縣的地方之一,歷史上也曾在行政上隸屬于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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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解釋:“巴”的名稱取自河流的形狀,即巴中和渠縣之間蜿蜒曲折的巴河。三國時期巴蜀大學者譙周著有《三巴記》一書,書中記載“巴”這一名稱得自巴江,因為其河水從“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即此水也”。

對于“巴”的含義,現代學者也通過研究提出了若干相關解讀說法。如著名學者徐中舒教授就根據史籍《廣韻》記載指出:“巴”之本義為“壩”。“巴”、“壩”同音,因此“巴”就是“壩”,巴人就是生活在壩子上的人。而西南地區各族都把平川稱為壩,全是由于巴濮族向西南遷徙的結果。張勛燎教授也運用歷史學、地名學、民族學、語言學的方法和資料,經過多方論證以后,提出“巴”的含義是“魚”的觀點。此外,還有人提出“巴”是石頭、老虎或白色等含義的解釋。

綜上,古今關于“巴”本義的幾種解釋都有一定的理、據,更具依據的是“巴”名取自大巴山地區江河峽谷曲折形狀的說法。因為巴人是一個依山濱水的民族,他們生活在大巴山麓、嘉陵江流域,這一水系除嘉陵江干流外,包括渠江和涪江,其中渠江流域與巴和巴人的關系尤其密切。渠江流域的上游是巴河或巴江,巴中市域內的大通江、小通江、南江,都屬于巴河水系,流經巴山峻嶺,河道極為曲折。《三巴志》明確講到,巴河從“始寧城下”流過,其河流的反復曲折形態猶如古文字中的“巴”字之形,也如沿江山峽谷地之形,因而得名。

三、“巴”的地域

“巴”的地域,從夏商時代到春秋戰國時期有很大的變遷。夏、商時代,巴族主要活動在沔水中游,另有一支以巨蛇(青龍)為圖騰的支系活動在今洞庭湖一帶。西周初年,巴立國于南土,與楚、鄧、濮為鄰,其活動范圍大致在今陜西東南部的漢水流域到今四川東北部大巴山地區。戰國時代,巴國入川后,向西、向北發展。《華陽國志》的《巴志》,對“巴”的地域有明確記載,“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魚復,是指今川東的奉節縣,是著名的夔門即瞿塘峽所在地(現屬重慶市),這是東周時期巴國東邊的疆界和東大門。西至僰道,秦漢制度規定,“縣有蠻夷曰道”,“道”就是當時少數民族聚居的縣級行政區劃專名,因此僰道就是僰人聚居的地方,這個地方就在今天川南的宜賓一帶,這是巴國西邊的疆界。北接漢中,當時漢中的首府在今天的南鄭,這是巴國的北界。南及黔涪,涪指古代涪水(今烏江下游地區),在今重慶的涪陵匯入長江,因而巴國的南疆達至涪陵和貴州部分地方。由上可知,巴國的疆域相當遼闊,北到陜南,東臨奉節,西抵宜賓,南達當今的渝、鄂、湘、黔交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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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人部族

川大歷史系著名史學大師蒙文通先生認為,歷史上的巴國實際上是一個聯盟,由大大小小的諸侯邦國聯合而成。巴王是聯盟的首領,在聯盟內部,有枳(今天涪陵一帶)之巴、廩君之巴、板楯之巴、姬姓之巴等等。這里僅按族群和活動地域略舉幾例說明如下:

(一)板楯蠻

“板楯蠻”是巴人中族群規模和歷史影響均甚大的支系。 根據漢、渠二水上游古人類活動遺址出土的石器、陶片、燒炙坑、骨簽等器物來看,他們起初應是依山濱水、以漁獵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人群,其后逐漸發展出農業,在古代文獻中又被稱為“濮人”或“濮獠”。

“濮獠”在與別的部族戰爭或狩獵活動中,因習慣使用自制的“白竹弩”、“木板楯”作為進攻和防御武器,后來外族人又把他們叫做“板楯蠻”。

商末武王伐紂時,板楯蠻之巴就參加了伐商聯盟,以“歌舞以凌殷人”、大敗殷人名垂史冊,周武王大加封賞,并以其宗親為“子爵”,封于大巴山麓的漢水上游一帶,這就是文獻中“姬姓之巴”的由來。

秦時,板楯蠻人廖仲樂、何射虎、秦精等殺滅禍害四郡的白虎有功,秦昭襄王便減免了所有板楯蠻人的賦稅,并易名為賨人。

(二)“五溪蠻”

巴人中的“五溪蠻”為“百濮”族群之一支。在1959年—1975年期間,四川省博物館等單位組成聯合考察隊,在大巴山東南的巫山縣大溪鎮西側,發掘出數以千件的石器、陶器、骨器等珍貴文物,和數百座距今6400—5300年的墓葬。專家們初步認為:大溪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母系氏族社會的重要遺跡。根據大溪遺址的墓葬中出土的完整魚骨來看,這些人有用魚作為陪葬的習慣。據研究,該遺址一帶屬于史籍記載的巫山水系中以漁鹽業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鹽陽神女”的領地。

“神女”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以后有了很快的發展,到了殷商時期,他們已成為巫山長江兩岸一個很大的部族,有關史書稱他們為“服子”,占有湖北秭歸以西、重慶涪黔以東的長江兩岸,在今重慶奉節筑城命名為“魚”,仍然以漁鹽業為重要生活來源。

關于“服子”的涵義,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續論》中解釋說:“服就是濮的對音,服子就是濮子,指濮族的酋長”。因其“各以邑落自聚”,早先沒有形成統領各邑落君長的聯盟,所以又稱為“百濮”。又因濮人主要分布在長江中游兩岸五大支流的中下游,所以他們又有“五溪蠻”的稱謂,是古代巴人的重要支系,亦為巴國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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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廩君蠻

巴人中源于鄂西北的一支稱“廩君之巴”。巫山東面有一條河流叫作清江,又稱夷水,相傳遠古三峽在未沖刷切割形成前,四川盆地之水就從此流出。清江下游在上世紀以來的考古中,發現了多處新石器時代晚期古人類活動遺址。據《后漢書》記載,在氏族社會末期,巫山夷水(清江)下游的“巴、樊、曋、相、鄭”五個氏族,在未形成部族集團以前,因其領地經常受荊楚部族的侵擾,加之生活資源枯竭,所以他們便決定放棄祖塋,約定條件選出君長帶領部族向西開辟新的居地。臨行前,通過古老的競選方式,推舉出巴氏貴族中的“務相”為君長,稱為“廩君”。于是,廩君便帶領他們五姓舉族從長陽(丹陽)逆夷水而上向西征伐,首先到達夷水上游的鹽陽(今湖北恩施),去奪占與他們有密切關系的“神女(母系氏族)”所擁有的鹽場。“巴氏五姓”在鹽陽戰勝“神女”后,與板楯蠻、五溪蠻等接觸互動,結成以姬姓之巴為首的聯盟。

五、巴國的建立與消亡

商朝武丁時代,社會發展已步入了當時的全盛時期。周邊很多“方國”與部落族人先后臣服于商王室并接受分封。沔水的“褒”, 大巴山麓漢水和渠江流域的“巴”,夔門的“歸(后易名魚)”先后臣服于商王朝。

商末,王室衰弱,各地的封國與大族部落之間,互相進行爭城奪地的斗爭。魚國的濮人依附周人,并在西周伐紂的過程中擔當前鋒,勇銳無敵,致使殷人前徒倒戈,對西周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貢獻。所以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分封宗姬于巴,成為最早受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諸侯之一。濮族參加武王伐紂的戰爭后,不但擺脫了殷人的壓迫,而且密切了與中原的關系。濮人依附周王朝,團結渠江流域與嘉陵江兩岸的獠人和苴人,并逐漸強大起來,形成了以濮人為首的三大部族為聯盟的巴國。

奴隸制巴國建立的具體時間目前還未找到明確記載。但依據《水經注﹒江水》記載:“《春秋》桓公九年(公元前720)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好。及七國稱王,巴亦稱王焉。”可知在公元前720年,楚國強盛,鄧國和附庸于楚國周圍差水兩岸的唐、隨、鄖與漢水流域的鄧、盧、羅七個方國已為王國,巴國強烈要求稱王。楚國便同意了巴國稱王。

巴國此次稱王是以濮人為主,并聯合了渠江下游的賨國、嘉陵江中游的苴國一道建立了“東至魚復,西至僰道(今宜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的強大奴隸制巴王國,國都設江州,但仍然依附于楚國。巴國稱王后,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至公元前6世紀中期,巴國已發展成為西南地區能與楚國爭鋒的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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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代,在周王室禮崩樂壞的形勢下,巴國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也急劇膨脹,圖謀東出漢東,擴張江漢,因而一度與楚結成聯盟,掃蕩江漢間小國。后來盟約破裂,巴、楚反目為仇,數相攻伐,巴懾于楚之鋒芒,被迫放棄漢水上游的故土,南下長江流域,轉入渝東長江干流和四川盆地東部,重建統治。

戰國時期,巴國周邊國家推行的封建社會制度促進了社會大發展,但是巴國仍然處于落后的奴隸制社會。由于強鄰不斷進逼,巴國在四川盆地東部地區五易其都,先后在江州(今重慶)、墊江(今重慶合川)、平都(今重慶豐都)、閬中(今四川閬中)、枳(今重慶涪陵)建立都城。巴國五次遷都,都同當時政治軍事局勢的急劇變化直接相關,每次遷都都更加遠離戰場。到戰國中期,隨著楚國軍事力量向長江上游的大力推進,巴國在渝東長江干流的版圖幾乎完全被楚鯨吞,巴王室只得退保閬中,而將渝東重鎮枳交由巴王子據守。

盡管如此,也終究不能阻擋楚國沿江西進的凌厲攻勢,更不能阻擋強秦的統一步伐。公元前316年秦國平蜀后,移師東進,取巴之重鎮江州和閬中,俘虜巴王。經歷了四百多年興衰歷史的巴王國從此進入了華夏的歷史。

六、大巴山賨人

(一)賨人溯源

賨人又稱“板楯蠻”, 是秦漢時期分布在川北、川東及陜西漢中一帶的土著居民。《華陽國志﹒巴志》記載,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年——247年)時,秦王招募能殺滅禍害秦、蜀、巴、漢四郡之白虎的悍將,雜居在華鎣山以南的板楯蠻人廖仲樂、何射虎、秦精等人在白虎出沒之地,搭建竹樓安裝弓箭,用白竹弩將白虎射殺。秦王以“蠻夷”不能按秦制封賞,便刻石為盟,減免所有板楯蠻人的稅賦,此舉稱為“賨賦”,從此,板楯蠻便易名“賨人”。

漢初,公元前206年,劉邦采納閬中賨人范目的建議:“募發賨民,要(約)與定秦”,用以擺脫項羽的牽制。由于項羽處在糾纏于山東討伐戰爭的漩渦之中,對“三秦”之域無暇西顧。劉邦乘機從漢中出兵,入據關中,賨人為漢軍打頭陣,沖鋒陷陣,很快占領了項羽分封地,平定了“三秦”,立下赫赫戰功。劉邦為此封領軍范目為長安建彰侯。同時,仿照先秦的辦法,對羅、樸、昝、鄂、庹、夕、龔等七大主姓的賨民免除租稅徭役,余姓賨民“歲出賨錢40”,保留賨人這一民族和部落組織,封其大小酋長為王、侯、邑君,賨民族由此聲譽大振。

(二)賨人史事

東漢中期,政治腐敗、賦稅繁重、民不聊生,為能求得生存,賨人曾發動過多次起義,猶以靈帝光和二年(公元179)的一次起義“攻害三蜀(蜀郡、廣漢、犍為)與漢中”,給東漢政權造成了極大地震動。

東漢末年,巴郡的階級、民族矛盾尖銳,五斗米教在漢中至涪陵一帶逐漸傳開,受壓迫、剝削的廣大勞動群眾成了五斗米教的信徒,信教的人多是賨人。

曹操攻破張魯后,原住在宕渠的知名賨人李虎率領五百家投歸曹操。曹操拜李虎為將軍,并與歸魏的賨邑侯杜濩、巴夷王樸胡一并遷往略陽臨渭(今甘肅清水縣南),北方人統稱他們為“巴氐”。后來,李虎之孫李慕被封為“羌獵將”。

西晉時,統治者對入居關中的少數民族采取壓迫政策。公元301年,巴氐族(賨人)領袖李特在蜀地領導西北流民起事。304年,其子李雄在益州(今四川成都)自稱成都王,306年稱帝,國號大成,改年號為晏年,史稱成國。李雄在位30年,刑政寬和,戰事稀少。338年,李雄的侄子李壽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漢,統治區域有今四川和云南、貴州的一部分,347年為東晉桓溫所滅。

七、巴中在巴文化中的地位

無論是《華陽國志》記載還是考古發現與學術研究揭示,嘉陵江中下游地區,包括渠江流域,特別是渠江的上中游流域的巴中地區,正好位于“巴”的中間,是“巴”的腹心地區。這不僅和大巴山地區作為巴人的起源地是完全吻合的,而且與東周以后巴國受楚國進逼,疆域縮小后的情形也是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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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國聯盟穩固的春秋時期,巴人曾相當強大,與當時的一流強國楚國多次交鋒,互有勝負。春秋戰國時期楚國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強國,在戰國晚期秦要統一天下之前,真正能夠和秦形成對手的就是楚國,楚和秦在川東地區反復拉鋸爭奪,相互之間的戰爭非常激烈,在這個過程當中,巴人逐漸失去了在漢水流域的地盤,退到了四川盆地。隨著楚人沿著長江水道繼續西進,巴人被不斷地向四川盆地內部逼壓,因此,到了戰國的中晚期以后,巴的地域相對就比較狹小了。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當時楚人已經來到了川東地區。例證有二:

第一,靠近三峽的云陽縣故陵鎮,傳說是楚國的王陵所在地。由于缺乏考古調查,對此說法一直沒有定論。近年來,三峽大壩的修建,集中了幾乎全國的考古力量進行搶救性發掘。結果發現了大量楚文化的因素,證實其西界至少已經到了今天忠縣一帶,因為在那里發現了典型的楚文化墓葬,也就是楚國移民的墓葬,這說明楚國已經占領了三峽以西相當遠的地方。從文獻記載看,其移民范圍可能還要延至忠縣以西。考古發現的這些資料與文獻當中反映的楚人強大起來以后不斷向西推進、開拓的史實完全吻合。

第二,北宋《元豐九域志》記載,今達縣是戰國時期楚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春申君的故里。春申君在戰國時期與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齊國孟嘗君合稱“戰國四公子”,是當時非常有名的風云人物。楚國春申君的故里怎么會在達縣呢?會不會是前人不留心的一個誤記?后來發現一系列的文獻當中都有相關或相似的記載或反映。尤其是西南地區過去的文獻當中,多有楚國向西南地區移民的傳說記載。如貴州的苗族地區就有所謂宋家苗和蔡家苗,春秋戰國時期楚國滅掉了宋國和蔡國以后,把兩國的貴族遷徙到這一帶,其后裔仍大量地保持了中原地區貴族的傳統。根據清代的文獻記載,他們耕讀傳家,文化很高,不僅通漢文,而且出了很多文化人,與其他苗族明顯不同。這都是先秦時期楚人向西推進、移民西南地區的記載。

以上說明,盡管楚人西進,巴的地盤大大縮小,但是巴中地區仍然在巴國范圍內,而且一直處于其腹心地區。對此還可以在歷史文獻中找出一些其他依據,比如《華陽國志》的《巴志》就明確記載:“江州以東,其人半楚,而墊江以西,則多為巴人”。江州就是今天的重慶,墊江是今天的合川,它和江州(重慶)恰好在嘉陵江下游干流呈南北走向的縱軸線上。這條縱軸線以東 “其人半楚”,意思是有一半的人都來自楚地,地點則在達縣,處于今天巴中地區的東邊。這說明,巴中地區不僅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長期處于巴國的腹心地區,而且當巴國的地理范圍縮小以后,仍然在巴國范圍內,因而一直保留了比較原真、原本的巴文化的本底。這樣的情況,顯然和巴中地理位置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楚人向西是逐步推進的,可能還沒有來得及推進到巴中一帶,就已被秦國所滅。據文獻記載反映,楚人攻占江州、墊江一帶以后不久,秦國的著名大將白起就大敗楚軍,攻占了楚國的首都郢都(今湖北江陵),形勢急轉直下,楚人只好東遷到了今天河南省東部的淮陽,歷史上叫陳,離山東不遠。后來在秦的進一步緊逼下,楚國都城又南遷到了今天安徽壽春,最后被秦人所滅。

秦滅巴蜀后,在今天川東一帶設立了巴郡,巴中地區隸屬于巴郡,當時的漢昌縣,就是巴中原來最早的縣名。至東漢末年,益州刺史劉璋將巴郡一分為三:巴郡、永寧郡、固陵郡。幾年以后,劉璋又重新在地名上做了調整,把包括今天巴中的原巴郡改稱巴西郡;把永寧郡改稱巴郡;再把固陵郡改稱巴東郡,東界在今天的奉節。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巴”及其由來,它們都在傳統四川的地域內。由此可知,今天湖北省的巴東并不屬于歷史上“三巴”的巴東郡,只說明巴人的活動范圍曾經到過今天湖北省巴東縣這一帶。

穴居人家仍在沿用吊鍋做飯


無論是從《華陽國志》所講到的巴國疆域,還是戰國中晚期勢力衰弱、地盤縮小后的巴國,渠江流域、特別是巴中地區都一直保留在巴國范圍內,而且處于腹心地帶。秦漢時期,今天巴中一帶一直屬于巴郡,其后或屬于巴郡,或屬于巴西郡,北魏以來一直叫巴州,更足以說明巴中與巴文化的密切關系。歷史證明:巴中地區過去一直在巴國或巴地范圍內,一直是巴文化的中心地域之一,是巴文化的故里。

今天的“巴中”是一個地級市的名稱,早先則是一個縣的名稱。作為行政區劃名稱的“巴中”,出現于民國初年,當時把巴州改名為巴中。但是為什么要這樣改?作為區域性地名的“巴中”,在歷史文獻當中很早就出現了。例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馬錯、張儀帶兵一舉兼并了巴和蜀這兩個國家。《后漢書》的《巴郡南郡蠻傳》記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這里說的“巴中”并不是行政區劃概念,而是一個地域概念,與“蜀中”、“漢中”、“關中”一樣,都是習慣性的地域稱謂。再比如,歷史上著名文學家左思的《蜀都賦》中提到“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這里的“巴中”,顯然與上面一樣,也是作為地域概念。廣義的“巴”有巴地之中的意思,這與今天的巴中存在很大的關聯,因為今天的巴中一直就在巴國、巴地和巴文化范圍內,處于其中心區域,因而在人們長期以來的理念中,就是巴地之中。這同樣是有文獻記載為依據的。《后漢書》卷一百五《劉焉傳》、《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記曹操征張魯,張魯“乃奔南山入巴中”,此其所逃之地,顯然即今巴中。因此,《資治通鑒》卷六十七《漢紀五十九》記此事云,張魯“乃奔南山入巴中”。胡三省注云:“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于巴州,……今巴州漢巴郡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倉山,下視興元,實孔道也。”又如《宋史》卷四十八《天文志》記張思訓設計的著名渾象儀圖云:“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巴中人張思訓創作以獻太宗”。張思訓為巴州人,但《宋史》徑稱其為“巴中人”,可見習慣上將這一帶稱為“巴中”,則由來甚久。所以民國初年將巴州更名為巴中,可以說順理成章,實至名歸。

由上可知,歷史上巴的地域是有發展變化的,有分有合,三巴分置以后,渠江流域尤其是巴中地區仍然在巴文化核心區域。

八、巴文化的精神

巴文化是一個極具個性和特點的區域性歷史文化,其富有特質的精神大體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忠勇節義、豪放包容”。

巴人或巴文化具有“忠勇節義、豪放包容”的精神和寶貴品格,歷史依據非常充分。以著名的巴渝舞為例,商周之際,武王伐紂,號稱有八百諸侯響應參加,其中主要有八個盟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彭即為巴)。巴人在武王伐紂過程中立下大功,表現極為突出而富有特色。《華陽國志》等史書記載:“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可見前歌后舞、英勇豪放的巴人,在氣勢上完全壓倒了殷紂王的軍隊,迫使其臨陣投降,此事因而載入《尚書》這一古代最重要的典籍,彪炳千秋。史書又記載,西漢初年,板楯蠻“亦從高祖定秦有功,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 。”秦末漢高祖劉邦被分封在巴蜀漢中地區,并以巴蜀為其王業之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還定三秦,擔任前鋒部隊的又是渠江流域的巴人——板楯蠻。漢高祖為表其功,下令宮中的樂人專門學習和表演巴渝舞,成為國家的傳統節目,影響傳襲甚為久遠,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巴渝舞的由來。巴渝舞的史實,實際上反映了巴民族是一個非常優秀而富有文化特色的民族,不僅勇敢,而且忠義、豪放,甚至很有藝術感。巴文化中表現出來的忠勇堅強、豪放樂觀的精神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文獻當中記載的巴將軍蔓子的感人事跡。巴國一度出現過內部動亂,駐守在巴國東部邊境的巴蔓子將軍受命趕回國都江州平亂,由于掌握的兵力不足以戰勝貴族武裝,于是就請鄰邦楚國派軍隊幫助平定,約定一旦平定之后,巴國就送三座城池給楚國作為酬謝。楚國憑借強大的軍隊很快平定了巴國的內亂,按照約定楚國派使索要城池,巴蔓子明確回答,國家的疆土不容丟失,我可以用自己的頭顱來酬謝楚國,說罷就當場自刎,以頭謝楚。楚王大為感動,命令以上卿之禮,安葬巴蔓子將軍的首級。巴蔓子將軍表現的無疑是堅貞愛國、有義有節、大智大勇的精神,同時也反映了巴族群的精神和崇高的氣節,毫無疑問是傳統文化當中的精粹。

體現巴文化特點的“雙耳”銅鍪


從“包容”角度看,巴文化也是可圈可點的。巴地和整個四川一樣,歷來移民眾多,其文化猶如一個大型水庫,水來自四面八方,又流向四面八方,在開放中形成動態的融聚。歷史上的四川,曾經有過至少五六次大規模的移民,小的難以計數。古代最后的一次大移民出現于明末清初的湖廣填四川,這一時期由于明末農民戰爭,明王朝與清軍的戰爭,清政府平定吳三桂叛亂,前后戰亂幾十年,四川人口喪失殆盡。據清朝初年政府的統計,當時全川人口總共只有8萬多戶,省城成都到處斷垣殘壁,甚至有虎豹出沒,省政府不得不搬到閬中去辦公長達十幾年,所以現在的成都人基本上都是移民的后裔。但在成都遠郊的龍門山地區,仍然還存在著一批土著居民。巴中的情況也類似,既有外來移民,也有一定數量的土著居民。需要指出的是,在巴蜀地區歷來有不排外、兼容并包的精神,這與巴蜀歷來就有很多移民的史實和傳統相關,這是一種非常可貴的文化品格。因為開放的一個區域,其人民來自四面八方,又從這里走向四面八方,這個區域一定是充滿活力和生命力的。之所以巴蜀文化能夠源遠流長,充滿活力,并形成傳統,這和巴蜀文化開放、包容的品格、特質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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